习近平主席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指出：“佛教产生于古代印度，但传入中国后，经过长期演化，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给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哲学观念、文学艺术、礼仪习俗等留下了深刻影响。……中国人根据中华文化发展了佛教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佛教理论，而且使佛教从中国传播到了日本、韩国、东南亚等地。”这里提到了“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和“佛教同中国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合发展”。那么，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是什么？其形成与佛教同中国文化的融合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笔者认为，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是由中国文化的独特性造就的，因而从中国佛教的视角也能来观照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最终完全融入了中华传统文化之中，成为其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国佛教既继承了佛陀创教的根本情怀和基本精神，同时又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成了它鲜明的不同于印度佛教的思想特点和文化精神。中国佛教的特点表现在不同的方面，例如“农禅并重”就是中国佛教在小农经济的中国社会中形成的不同于托钵化缘的印度佛教的鲜明特点。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中国佛教的特点主要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是形成了以融会般若性空论为特色的心性学说，彰显了印度佛教中将人的内在心性作为解脱之道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理论表达因与印度佛教的根本教义“无我”说不合而在印度佛教中并未得到充分的发展，但它与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和儒家的心性论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受到了中土人士的欢迎，从而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占据了主流地位。二是肯定人人皆有佛性，人人能成佛，鼓励每个人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解脱，这与儒家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都将主体自身的为善去恶作为道德完善和人的本质实现的基本条件是一致的。儒家的人性论思想及其对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对中国佛教这一特点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是重“顿悟”的直观思维方式，这与中国道家所倡的重直观、重体悟的思维方式不谋而合，因而在中国佛教中成为主流。四是崇尚简易性。佛教传入中国后，其理论和实践虽然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但在中国得到最广泛流传的却是印度佛教中所没有的禅宗和净土宗，而这两个宗派都以理论的简要和修行方式的简易为特色，这特别适合了中国普通民众的需要。五是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调和性。佛教传入中土，以“随机”“方便”为理论依据，努力调和与儒、道等思想的矛盾冲突，不断援儒、道等传统思想入佛，从而形成了它显明的调和性的特点。六是佛教内部的融合性。印度佛教有大小乘、空有宗等的区别，传入中土后，又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风或学派宗派，但中国佛教通过各种“判教”而对佛教内部各种理论学说进行了调和与融合。七是禅的精神和修行方法深深地浸淫到中国佛教的方方面面，影响到教、净、律各派的发展。八是中国佛教与社会政治和伦理有密切的关系，这显然与中国王权政治力量强大和宗法伦理影响深远密切相关。

佛教一向以高超的思辨和深邃的思想著称于世，以至于有“哲学的宗教”之称。博大精深的佛学传至中土后，经与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文化融合发展，形成了中国佛学思想和中国佛学的独特精神。中国佛学的精神表现为圆融精神、伦理精神、人文精神、自然精神、实践精神等多个方面，其中圆融精神、伦理精神和人文精神是中国佛学精神的最主要方面。

中国佛学圆融精神的主要内涵，表现在中国佛教的儒佛道三教融合思想、“立破无碍”“会通本末”等判教思想，以及中国佛教“三谛圆融”等理论学说等方面。中国佛学的伦理精神则在中国佛教伦理的善恶观、戒律观、修行观和孝亲观中均有具体体现，特别是中国佛教对孝亲观的强调，成为中国佛学伦理精神融合吸收儒家伦理精神的突出表现。例如宋代禅僧契嵩继承了儒家以孝为天经地义的观念，认为孝道是天下之大本，在戒孝关系上，他提出了“孝名为戒”“孝也者，大戒之所先”的观念。同时，他还强调佛教对孝道的拓广和深化，认为佛教的戒杀不仅孝顺现世的父母，而且把对父母的孝顺推及一切有情众生（按照佛教的轮回理论，其他众生可能是前世父母转世），这种将孝道推及有情众生的思想，实际上又发展了儒家的“仁爱”观，体现了佛教的慈悲精神。

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是最值得关注和加以强调的。印度佛教本是强调出世解脱的宗教，其根本宗旨是把人从人生苦海中解脱出来，其立论的基点是对人生所作的“一切皆苦”的价值判断。但佛教的终极理想，仍然是为了追求永超苦海的极乐，其业报轮回观念中也透露出了靠自己的努力来实现人生永恒幸福的积极意义。只是这种积极意义在印度佛教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彰显，但它在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和人生的氛围中却获得了新的生命力，并得到了充分的拓展。中国佛学的人文精神突出地体现在禅宗和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中。禅宗是中国化最为典型、也是对现实的人及人生给予最多关注的一个宗派。禅宗一方面破除对佛祖等外在权威的迷信和崇拜，强调每个人的自性自度，另一方面又将解脱理想融化于当下的现实人生之中，把修道求佛的修行贯穿在平常的穿衣吃饭之间，主张直指人心、即心即佛、“平常心是道”，强调凡圣平等、人佛无异和自然任运、自在解脱。禅宗以人性解佛性，把抽象神圣的佛性拉向人们当下本善的智慧心，它所说的“修行”实际上就是人的自然生活本身，而它所说的“佛”，实际上也是指那种内外无著、来去自由的“解脱人”。近现代以来中国佛教逐渐走上了人间佛教的道路，倡导发达人生、参与世间事业、建设人间净土。

中国佛教的圆融精神是外来佛教适应中土社会文化环境过程中调和佛教内部及其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之间关系的产物，伦理精神特别融合吸收了与中国传统宗法社会相适应的儒家世俗伦理，具有宗教伦理与世俗伦理相结合的特征，人文精神则融合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现实社会人生的精神特质，从而使出世的佛教融入了更多的关注现实人心、人生、人间的思想内容。

佛教虽有“哲学的宗教”之称，但它毕竟是宗教，信仰无疑是其最核心的内容，对人能够觉悟成佛的信仰构成了佛教的本质特征。但佛教与一般宗教的重要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解脱是“慧解脱”，佛教的全部学说，都是围绕着如何通过信奉佛法而修行从而获得智慧实现解脱这一根本目标展开的。中国佛教在信仰方面有三个特色也值得注意：

一是三世轮回的善恶报应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佛教正是通过三世业报轮回说而把人们引向“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人生道德实践，以追求永超苦海的解脱。这种教义与中土原有的“天道福善祸淫”“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善恶报应论认为父母作善恶、子孙会受报，以及赏善罚恶乃“天地罚之，鬼神报之”，即有外在的力量或主宰不同，佛教强调的是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轮回的业报，且“恶积而天殃自至，罪成则地狱斯罚”，即业报乃是“自作自受”，没有外来的赏善罚恶者，这种教义经东晋慧远“神不灭论”和“三报论”等融会中印思想而形成的天堂地狱那一套轮回报应说，成为中国佛教的基本信仰。这种信仰蕴涵着中国佛教的独特精神，即强化道德行为的责任感、每个人需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表明，弘扬优秀中华传统文化，需要我们深入挖掘包括佛教在内的各种文化内蕴的积极文化精神并进行适合现代需要的创造性转化。

二是佛菩萨崇拜。由于中国传统宗教有着神灵崇拜的悠久历史，当人们用传统的宗教观念去理解并接受佛教时，就会把佛教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认为佛陀能分身散体，飞行变化，通过祭祀能向佛陀祈求福祥，这具体表现为延续至今的民间的菩萨信仰和烧香拜佛活动。在中国，四大菩萨（文殊、观音、普贤、地藏）及其显灵说法的四大名山（五台、普陀、峨眉、九华）几乎家喻户晓，其中观音菩萨的形象更是深入人心，发展到后来，观音菩萨不仅救苦救难，而且还会显灵送子、有求必应，因而在民间更受到了普遍的信仰，既表达了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宗教和哲学都以现世现生的生存与幸福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中国文化的独特精神。

三是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中国佛教与儒、道有着很强的互补性，它们分别在经国、修身和治心方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如古人说：“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虽然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三教在历史的演变中往往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性，但中国佛教在印度佛教强调人的解脱即心的解脱的基础上，进一步对人心、佛性和解脱做了特别的发挥，从而创立了禅宗这一“心的宗教”。禅宗也称“心宗”，传禅也称“传心”，解脱的境界就是心的开悟。并由“唯其心净，则佛国清净”发展出了人间佛教和建立人间净土，从而为佛教更好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总之，中国佛教文化的特色在中国文化的氛围中形成，而透过对中国佛教平等慈悲、仁爱众生、心性解脱、圆融无碍等文化特色的了解，我们也可以窥见包容守中、和而不同、人文关怀等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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